與勞為伍──顧玉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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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勞為伍──顧玉玲

(原文出處:交大喀報/記者  謝孟如 報導)

我仍記得訪問那天飄著的小雨,不讓人緊張,卻一點一點地在我身上留下雨水的痕跡,一如顧玉玲老師的著作,在閱讀的過程中悄悄改變我對移工的偏見。

印象中,社會運動者不是看起來正經的冷漠,就是激動的剽悍,然而顧玉玲打破了我的認知,溫和,卻堅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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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玉玲在辦公室。(圖片來源/謝孟如 攝)

打開左眼 走入社運
顧玉玲大學那幾年,適逢解嚴,往日禁止的書籍、資訊湧入社會,過往的「政治犯」走入校園,將左派知識傳遞給學生。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,莘莘學子們不再置身事外,開始思考自己與社會的連結,其中也包含了顧玉玲,她跟著同伴走入抗議現場,24小時泡在社會運動裡;走入鄉鎮、受災區,探詢同溫層以外的世界。

對那時的顧玉玲來說,那是一個全新的世界。在左派的書籍中,她重新認識了何謂階級、公平與正義,照她的話來說,就是「打開了左眼」,也同時對農工階級產生了一定的情感。然而在這過程中,她也產生了不少疑問,什麼是民主?什麼是無產階級?到底那些農人和工人的生活是長怎樣呢?儘管當時她已參與了不少社運,出身於軍公教家庭的顧玉玲,在當時仍不太能理解那些不存在於她生命中的體驗。

有別於很多社運的同志踏入媒體業與政壇,顧玉玲在畢業後走進工會,懷揣上述的疑問,以及想給大學時代的自己一個交代,擔任了工會秘書,真實的參與了勞工的生活。目睹了幾近傷耳的地下印刷工廠,和地上窗明几淨的白領工作區的對比;凌晨3點和一群工人在下班之後去唱卡拉OK。後來她陸續加入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、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等組織,從台灣美國無線電公司污染案(RCA)到最近的北捷潛水夫症案,她與勞動者並肩作戰,目睹所有的不公平,以及在面對艱困處境之下,仍為自己權益奮鬥的勞工們。

「我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、以及整個精神的生活等等,遠比我想像的多很多,可以說是完全泡在運動裡了,但是我所收獲的遠比我所期待的多很多,就因為划算,才會一直待下來。」她是這樣跟我說,在她從事勞工運動的這幾年,她與許多不同種類的勞工站在一起,她學習到了很多書本上沒有的經驗,也讓她在公
平和民主上有新的認知。對顧玉玲而言,她當初並沒有想到會在勞工運動上走了這麼遠的路,但她也樂在其中,無關於什麼犧牲奉獻。
 
對「贏」的重新定義
貼近勞工生活後,顧玉玲重新定義了社會大眾對弱勢者的認知。她說我們常常會將弱勢者跟受害者畫上等號,其實不然,所謂的弱勢者諸如性工作者、等等,但他們並未像我們既定印象中,受害者哭哭啼啼尋求幫助的模樣,他們仍奮力爭取自己的權益,而我們卻站在上位者的角度,將他們與受害者的身分掛勾。

所謂的弱勢,其實是指他們在社會處境上的弱勢,大人常說「努力就會成功」,但這個常理對於那些弱勢者來說,是遙不可及的。以她在工傷協會看到的案例來說,一位斷手工人的老婆來向顧玉玲訴說她老公整天待在家看武俠小說,而不出去找工作。然而細究背後的原因,不是他不努力,而是這位工人努力的面試,卻仍舊只拿回了公司的紀念品,幾乎沒有人需要一位斷手工人。社會的不公像張蜘蛛網,這些弱勢者正是上面被纏繞的獵物,越努力掙扎卻越挫折。

儘管很多時候權益的爭取是徒勞無功的,在社會運動中往往是十打九輸,他們內部也常常說少輸就是贏。這很令人挫折,就像那位斷手工人找工作的心境一樣。後來他們重新定義關於「贏」的定義,社會運動求的是翻轉,而社會翻轉並不是短時間能達成的,想要翻轉一個議題,需要改變很多人,如果在抗爭的過程中,讓每一個參與者有所成長,甚至是部分旁觀者產生改變,又何嘗不是一種前進?

貼近但無以再現的真實
顧玉玲最知名的兩本著作,是描述外籍移工的《我們: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(以下稱《我們》)以及《回家》。這兩本書紀錄了移工在台以及返鄉的生活,讓我對移工有更進一步的認識,而不只是停留在大眾賦予的負面形象中。我總認為作者在描寫有關社會議題的書籍時,是懷有崇高理想或是沉痛呼籲的,然而有趣的是,在提及《我們》的創作動機時,她卻表示這本書她是當作企劃案來寫,為的是參加台北市一項文學比賽的競選,好利用獎金來幫助機構財務,創作《我們》對她來說,是她眾多企劃案中的其中之一。 

而在問及為何是以外籍移工為主角時,顧玉玲回答,因為外籍移工的議題在台灣是相對較難申請到錢的,然而以文化的形式會比較容易拿到補助,又因為她當時剛好待在移工組織裡。事實上,每一個勞工權益在她心中都是一樣重要,都有它的不可取代性。

無論是《我們》還是《回家》,在大眾的評論中常常會看到「寫實」二字,然而顧玉玲卻告訴我世上沒有絕對的真實,「真實是無以完全再現的,真實只能逼近。」而這些移工的故事在記錄時,也是這些移工經過思慮,呈現出來的其中一面而已。顧玉玲站在比大眾更加貼近的位置,以文學記錄了這部分真實的可能性,從中山北路的菲律賓人到北越的返鄉移工,她追尋著這些人的生命軌跡,一再向前追問、記錄,最終將這份獨特轉化為文字,呈現在我們眼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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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們: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中/英文版。(圖片來源/謝孟如 攝)

民主 聽與說的練習
投身社會運動多年,經歷了不少無功而返的抗爭,以及組織分裂等挫折。顧玉玲走向學界,但她並未放棄勞權運動。至今她仍與北捷潛水夫症案的勞工一起抗爭,也在思索她現在的工作和喜好能與社會運動有什麼聯結;而她所在團體中的夥伴也時常彼此鼓勵,促使每個人進步。

「傷口是有力量的。」她解釋到,這並不是指兩個挫折的人聚在一起互相舔舐傷口。他們有可能打架、對峙,但在這過程中可能會再產生新的連結,受傷的經驗也使人長出承擔他人痛苦的能力。顧玉玲說她很佩服那些年紀輕輕來台闖蕩的外籍移工,雖然社會對他們是如此不公平,他們仍努力的奮鬥。她也在和這些勞工並肩的過程中獲得了膽識與勇氣,並且堅定了她對民主的想像。

「所謂的民主就是讓沒有機會拿到麥克風的人有機會說話,但不是麥克風拿到他面前就可以說,他的社會從來不教他有主體的說話,要有機會讓他練習;我們也需要練習,練習聽懂他者的話語,而不是還是我們說了算,我覺得這是中產階級最自以為是的地方。」

窗外的雨已經停了,但人們對於保護自身權益的抗爭是不會停下的。但願社會上有更多的傾聽與耐心,讓處在社會弱勢的人有更多機會掙脫名為社會階級的蜘蛛網。

關鍵字:勞工運動、顧玉玲、外籍移工、《我們: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》、《回家》
封面圖來源:謝孟如 拍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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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更新時間:2020-04-29 15: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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